笔者精彩古今传言>都市青春>核聚变风云 > 第三十五章 小水利计划
    既然儿子说了他不会做赔本买卖,那么肯定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,曾垂普也解开了心结,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工作。

    他不得不承认,曾凌风的几个投资意向都是真正的有大功利的,而且,这大功利还是面向最基层的百姓。

    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千年农业史,就是一部靠天吃饭、受大自然摆布的历史。

    建国之初的农业,面临着同样的问题。1950年,根据“蓄泄兼筹、以达根治”的方针,国家作出了加固和修筑堤防、疏导泄洪河道,并修建水库和拦河大坝的决定,以增强蓄洪和灌溉能力。以治淮工程为起点,新中国在治理江河洪水、兴修水利方面投入大量人力、物力和财力。

    本世纪50-70年代,我国扭转了靠天吃饭的局面。建国初期,国家领导人就认识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,一是可以抗旱,二是可以防洪排涝,三是可以改良低洼易涝的盐碱地;并提出了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”的名言。在本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,我国先后建成了8万多座大、中、小型水库,不仅洪水泛滥的历史基本结束,而且变水害为水利,基本消灭了大面积的干旱现象,扭转了几千年来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。

    60-70年代,在农闲时,大部分的农村劳动力都被动员起来修建沟塘渠堰,这些在农村村边周围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,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生产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。只可惜从此之后的多年来我国一直在吃那时的老本。

    80年代后,国家对农民最重要的沟塘渠堰却被忽视。这么多年下来,许多乡村的贮水设施都已被注淤平了,起不到贮水的作用了。

    80年代之后,“沟塘渠堰”被遗忘。广大农村曾经水质清澈、维护良好的水塘与灌溉系统,由于无人组织,单户农民也无力修整河塘与灌溉系统,因此年久失修而积满淤泥,成为臭水沟或者完全干涸。这些原因,导致1990年代以来有效灌溉面积不断减少、成灾率不断上升、抗旱和抗洪能力不断下降,全国大面积的耕地重新回到靠天吃饭的历史,一旦碰到干旱,则无能为力。

    对于这样的局面,曾垂普也有认识,也是非常忧心的,出身农民的他自然清楚这其中的危险。只是,对于这样的情况,他却是无能为力,也只是在他的辖区丹兴做了一些尝试。

    而作为重生者的曾凌风对这样的情况更是忧心如焚。

    曾凌风的前世是经历过2010年的那次西南五省的大干旱的。

    当时上万座在本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修建的小山塘、小水库年久失修,在干旱面前无法发挥作用。中国的农田水利工程多数修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设施老化、功能衰退。

    我国地处亚热带季风区,虽然有干旱和湿润的交替,但气候干旱可能长期存在,这是地理位置决定的。抗旱防洪排涝是解决水资源安全的途径,水资源高效利用是水利(电)建设的目的。

    为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,结合我国南涝北旱的自然格局,水利建设和水资源高效利用应该是我国的基本国策,长期进行固定投资,并进行水利建设和农田节水灌溉建设立法,以彻底解决靠天吃饭的局面。特别是将南水北调工程及其配套工程,特别是大西线调水,作为未来百年的发展目标,让我国有70%-80%的耕地可以实现节水灌溉。只有这样,才能有效抵御干旱和洪涝灾害,平衡人口增长、土地面积减少、粮食需求增长的矛盾。

    南方地区降雨量大、气候湿润,群众靠天吃饭的意识根深蒂固,患(洪)水害的意识高于抗旱节水的意识,对水资源高效利用重视不够,特别是对工程节水、农田节水建设不够重视,节水灌溉公司和企业少。

    同时,南方多为丘陵山地,降雨多,水土流失严重,山坡地土壤瘠薄,抗旱能力差;许多地区为石质山地和喀斯特地貌地区,蓄水能力低下,不比我国北方土层深厚,储水能力强,土壤水库的作用大。许多地区是山下江河四季长流,山坡上季节性干旱缺水。此外,南方地区抗旱节水植物种植面积小,抗旱节水研究力量比较薄弱。

    大江大河纵横交错的西南地区是中国水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,但由于水资源在时空分布上不均、复杂的地形地貌和脆弱的水生态环境,使水资源丰富的中国西南地区长期面临严峻的水资源挑战,历史罕见的干旱气候更使这一区域多年积聚的水利矛盾暴露。那场历史罕见干旱再次警醒,必须加强水利建设,特别是中小型水利工程和配套农田灌溉网络工程,改变“靠天吃饭”的现状。

    改革开放以来,水利系统顺应改革形势,在农业灌溉水利体制变革上做了大量的研究、探讨,也取得一系列可观成绩,对于进一步探讨我国农业水利在投入机制、管理机制的深层变革,积累了宝贵的经验,也在一些根本观念乃至理论上,实现了突破。

    对于如何使我国农村水利走出困境,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农业水利、农业经济,有利于农民的基本生活、生产,保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,有着相当的积极意义。这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,必须肯定的。

    目前,一些体制改革的方法与试点,还面临不少具体的困难。这是因为过去我国的农业水利体制,不仅是新中国计划体制的产物,更是几千年传统农业水利文化的产物,不要以为简单地形式地搬走了计划体制,就自然而然带来一个市场经济的春天。

    诸如防洪、灌溉等中国的水利,基本上是一项公益性的社会事业和政府组织行为,将其退化为简单的企事业运作,难免损伤民众、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利益。中国的农业水利的过去和现状,是中国历史、文化和实际国情的必然。在建设和管理体制上的重大变革,不能忽视深层的经济、文化和政治问题。

    马克思说过,我们在谈到水时,是和土地问题联系在一起的。西方的水问题是如此,中国的也是如此。综观几千年中国水利史,不了解土地制度的变化,就不可能懂得水利兴废的真正奥秘。现代的土地关系的变化,必然也影响水利兴衰、体制的变化。农村土地依然分散,小农的水利就很难实现组织合作与现代化。

    县镇和农村今天面临的是,基层政权和管理体系的松弛与瓦解,而历来中国农村的水利组织、管理是与基层社会管理、基层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,在一些以灌溉、防洪为主要农事的地区,这些水利组织往往是农村社会和政权的维系纽带。如果脱离了基层政权,脱离基层社会组织去谈水体制的改革,就变成一个无根基的纯技术的问题。在目前中国的实情下,脱离政权和基层社会管理纽带,就没有真正的改革,也很难有农民自组织的水利。

    曾凌风记得,后世有人做过一个统计:如果能够从上千亿的水利资金中拔出600亿专门用于粮食主产区的沟塘渠堰建设,既可以增加1000万的农民就业岗位,又可以进行“贮水于民”的工作,既能提供就业岗位,又能使国家未来粮食安全有了长久保障,也不致于屡屡抗旱了。而此时国家尚致力于经济建设,用于水利建设的资金非常有限,那么对于农村小水利的关注就可想而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