炸死袁世凯？
这个提议无疑很有诱惑力：只要现在杀了袁世凯，孙中山就能坐稳临时大总统的位子，国民党党魁宋教仁就不会死于非命，日本的《二十一条》也无人签署，当然更不会出现什么洪宪帝制……中国近现代历史会因为袁世凯的突然死去，而变得面目全非。
沈翔云见孙元起颇为意动，又添油加醋道：“北洋军中各位将领素来相互龃龉不合，只因袁慰亭威望甚高，一直居中调停才相安无事。一旦袁慰亭暴死，他们就会因为往日仇隙和争权夺利而内讧不已，甚至大打出手。这时候大人和南方各省军政府都督联军北伐，可以坐收渔翁之利。大人派赵行止都督从晋陕出军，捷足先登取得河南、直隶两省之地，实力就能稳居全国之首。如此一来，以后大人当总理、做大总统岂不易如反掌？”
孙元起翻来翻去想了半天，最终还是忍住诱惑：“不行，袁慰亭不能死！”
杨度大为赞许：“百熙说的对，至少袁慰亭现在还不能死！”
沈翔云睁大眼睛：“为什么这么说？”
杨度合上纸扇，笑着对孙元起说道：“百熙你先说说，为什么袁慰亭不能死？”
“那我就献丑了！”孙元起也不跟杨度客气，径自说道：“在七八年前，我在美国三藩市遇到梁任公（梁启超），两人曾有一番交谈。谈话间论及中国未来政体，我们都认为要想让国家在短期内迅速富强起来，就不能采用欧美的民主共和体制。因为我国现在国弱民贫，一旦实行民主共和，则人言人殊，难以聚集力量对抗俄、日等列强觊觎，只能沦为俎上鱼肉。
“那采用什么体制最好呢？我俩的共识是开明**。不过我俩之间又稍有不同，梁任公的‘开明**’是指开明君主**，而我的‘开明**’则是开明政党**。纵观我国历史。一个开明而有能力的皇帝可以在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内，让国家恢复元气，平定外患，走向富强。比如光武中兴、贞观之治。由此看来。梁任公的观点也是渊源有自。
“但是中国这些年来民智渐开，而且排满之风日益昌炽，君主制是注定要被推翻的。皇帝都没有了，又何来开明君主**？所以我的主张是开明政党**。所谓开明政党**，就是成立一个由各个阶层精英人士构成的政党，党魁经过党内推选、全国议会确认后担任元首，组建内阁。在任期内实行**，从而汇聚全国力量，统筹安排，合理布局，做大事，干实事。
“七八年过去了，我的主张还没有变。但是环顾现今中国，能够称得上政党并且有能力执行**的。只有孙中山的同盟会和袁慰亭的北洋系。而同盟会又存在各种不足，比如成员良莠不齐，缺乏执政经验。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，孙中山自己也是言过其实不堪大用。相比之下，袁慰亭执掌中华民国可能会更好，对国家更有利，所以他不能死。”
杨度不禁击节叹赏：“百熙如吕端，可谓‘大事不糊涂’啊！”
孙元起反问道：“皙子，你又为何认为袁慰亭现在还不能死呢？”
杨度打开折扇胡乱扇了几下：“原因大体如百熙所言，但鄙人更注重三点，那就是孙逸仙手中没有统一的军权、稳定的财源和良好的外交关系。没有军权这一点很好理解，孙逸仙在海外奔波数十年。宣传革命，组建同盟会，筹募捐款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，不可谓无功。然而‘知之匪艰，行之惟艰’。真正说到捐躯举义，孙逸仙却领导者多，参加者少；失败者多，成功者少。而且他言胜于行，没有自己的军事班底，说到底只是一个政客，而不是一个领袖。环顾现今各省军政府都督，有谁愿意唯孙文马首是瞻？他两手空空，没有一兵一将，最终只能因人成事。”
孙元起暗暗点头：杨度之言可谓一针见血！孙中山正是吃足了没有军事班底的苦头，才倒袁、护法等历次革命都功败垂成。等到最后醒悟创立黄埔军校，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，临死也没看到北伐成功。倒是常凯申、毛太祖牢记了他的经验，始终把握军权，时刻不忘构造惟己命是从的军事班底，这才各自统治中国数十年。
沈翔云却在边上一拍大腿：“怪不得大人从六年前开始，就把学生源源不断派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，原来如此！高，高，实在是高！”
杨度哂笑道：“你现在才发现？杨某刚才就说过，百熙是‘大事不糊涂’。虽然他看上去潦倒不通事务，有时似傻如狂，但在审时度势、选材任人方面，他的眼光却是极准的！”
孙元起顿时冷汗就下来了：“皙子、虬斋，如果我说我送学生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，纯粹是一时兴起，你们信么？”
杨度不置可否，继续说道：“再说孙逸仙第二个致命缺点，就是手中没有财源。满清政府历来以田赋、漕粮、盐课、茶课、税捐等为收入的主要来源，这些大宗入项由各府、道、州、县负责征缴，经各省解缴到京城，以供全国官僚胥吏、将士兵卒。如今各省**，军政府都督纷纷截取财赋挪为己用，扩大实力争夺地盘，谁会主动向上解缴？
“以前孙逸仙在海外鼓吹革命时，身边不过是十多个人、七八条枪，随便找华侨富商募捐一点，也能混个肚圆。但立国执政之后，还能再靠募捐度日吗？孙逸仙手中没有军权，各省也就没有畏惧之心。即便他文电交驰苦苦哀求，催令各省报解，最终还是无济于事。所以可以想见，孙逸仙组建的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很快就会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。在这一点上，他不仅不如袁慰庭，甚至还不如百熙。”
“我？”孙元起有些疑惑，随即反问道：“皙子、行严，我们现在财政状况什么样？会不会有破产的危险？”
虽然孙元起知道财税很重要，可自身却对经济一窍不通，——如果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，没准还能胡扯几句——好在他有自知之明，从来胡乱插手。自从离开北京之后，军队、衙门各种用度开支都是杨度和章士钊在一手操办，所以他虽是掌门人，却对财政状况不甚了解。
章士钊赶忙汇报道：“回禀大人，我们财政还算宽裕。从北京动身时，朝廷就给了50万银子；之后我们又分别接管了陕西、四川两省藩库；前些日子，莉莉丝夫人怕我们出现经济困难，还让致用医药公司酉阳制药厂（专门生产黄花蒿素）、上海制药厂（主要生产青霉素和磺胺）以及北平铁厂通过华熙银行分别转来一百万两。只要没有大的变故，我们最近三年都不会有破产之虞。
“尤其是四川藩库，更是帮了大忙。四川号称天府之国，土地肥美，物产丰饶，人民殷实，本来就富得流油。谁知在此之前云南、贵州两省又把藩银解到四川，准备由水路运到汉口，再由卢汉线运抵京城。结果革命党在湖北举义，这些银子就一直放在四川藩库，白白便宜了我们。仅仅一个四川藩库，就足以保障我们今明两年的用度！